城中的記憶

我在衡陽路公園口那一帶度過了婚前的幾年時光。回想起來，那幾年還像昨日那般新鮮。「新公園」是我們那時候的習慣稱呼，有別於後來的「二二八公園」。二十五歲前後那一兩年，我跟公司的幾個小伙子，就經常帶著一整套哈蘇相機和Gitzo腳架在公園裡四處獵景，有時為了商業的案子，有時則是帶人去拍人像。才大我兩歲的陳老闆，創業的年紀讓人咋舌，慷慨的程度也有別於一般保守的生意人。我們都在那種做中學的機遇中累積了頂級器材的使用經驗。陳老闆後來人生的起伏跌宕，象徵了我們這一代共有的無常。我們的武勇，夢想的追求以及對未來的難以掌握。

公園口當時還有一家福得攝影，是老攝影家張才所開的店，常常看到老先生在店裡露臉，有時我們會跑去敦化北路巷弄裡的他家兼暗房，找他兒子料理沖片的事。福得後來遷址至鄰近的地段，漸漸無疾而終，老攝影家故去，底片時代也即將走向它的末途。

城中區當時還是臺北的商業重鎮，在東區尚未取代它之前，幾乎臺北的所有精華都集中在這裡。重慶南路書街，博愛路和漢口街一帶的攝影器材行，以及幾家專營日本、歐美進口攝影書的書店，都是全台灣獨步的。我每個月去廣洋書店朝聖，拿僅有的微博薪水狠下心購入幾本當月最新的日文攝影期刊，包括標榜了「專業」（Professional）字眼的玄光社雜誌與叢書。有時鴻儒堂也會有稀珍的書刊出現，但為數不多。最奇妙的是東西畫廊的老張老闆，操著一口外省腔，讓我們這些口袋不豐的少年仔分期付款購書，完全無需憑證。那是當時全台灣最潮的歐美藝術書籍供應地，有些書你真的不曉得他是透過什麼管道在戒嚴體制社會下輸送進來。東西畫廊之名後來輾轉成為其他業者的招牌，海派作風卻已不再。

還記得中午常常去吃的東一排骨飯。那麼簡單的一餐，是許多上班族趨之若鶩的美膳。有時囊袋稍豐，才會踏入添財日本料理店的大門，打打牙祭。把省吃儉用結餘下來的錢，拿去供奉給進口書、底片和黑白沖藥，在當時是青春無悔的夢幻故事。

西門町電影街當時是臺北最重要的追影聖地，經常在上班時間偷溜去看電影，曾經跌入亞蘭德倫的冷酷黑道情節不可自拔，出了戲院彷彿被附身一般。中華商場雖然近在咫尺，卻很少在那裡流連，大概是嫌那裡髒亂落後吧？路過色情理容院，還得提防被突然衝出來的拉客黃牛逮進去。風行一時的牛肉場，則是幾年之後才開始在這一帶風行草偃。

有關新公園的事跡不少，譬如入夜之後同志們徘徊不去，我每每下班路過都要左顧右盼擔一點心，生怕受到誤解。不過其中最有趣且離奇的一件，莫過於公園裡一名風燭殘年的老算命師，居然有意無意說中了一樁姻緣，讓一對素昧平生的男女在幾個月內走向婚姻的殿堂。而從算命師面前昏暗的燈光遙望出去的，便是其時島嶼的金融中心館前路寬敞的大道。多年之後我路經攝下這張照片時，多少存著緬懷的心情，也對它的繁華失落生出追悼的念頭。

曾經在公園口酸梅湯旁大廈二樓那個麻雀空間裡工作過的人，應該都記得某一個肅殺的午後，大家靜默地聆聽收音機裡放送出來的暴徒施明德在城中區遭到搜捕的語音。那是離我們不過一兩個街區距離的地點啊。那個窄仄的設計室，平常流轉的是包美聖的捉泥鰍與其他刻正流行的校園民歌。而出獄未久正在溫莎藥廠供職的陳映真也曾至此接洽業務。他後腳才離開，國民黨高官後代的老闆即在身後告誡我們不可與這樣的政治犯多所來往。兩三年後，我飄洋過海去了東瀛，在那個相對寬敞的自由天地裡回想這一連串戒嚴時代的過往，屬於城中區意猶未盡的種種，心內融會的是複雜而難解的意象。